1947年夏天，黄河以南的中原大地并不平静。表面上，蒋介石的部队在各条战线上展开“重点进攻”，声势浩大，但在地图上悄悄挪动的几支红色箭头，正在改变战争的走向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几支箭头里，有一支原本是要往西北去的，要去陕北保卫党中央；还有一支，则被要求老老实实留在山东“内线歼敌”。结果，短短一个多月，这套部署被中央完全打乱，三路大军像猛然错位的齿轮，重新咬合到一起，指向中原腹地。
就在这个看似“折腾”的过程中，陈毅提出了一个人选：让参谋长陈士榘担任“西线兵团”指挥。而在另一头，毛主席却在电报中点了一个名字——粟裕。围绕谁来统帅西线部队，毛主席、陈毅、粟裕之间，展开了一场极具分量的战略讨论。粟裕提出的“三个请求”，更是把这场“谁去西线”的问题，提升到了整个华东战场的布局高度。
这件事，要从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说起，但又不只限于此。
一、挺进大别山之前：山东与陕北的“此消彼长”
1947年5月，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。蒋介石在1947年初改变了战法，由全面进攻转为“重点进攻”，矛头集中指向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。延安在3月已经失守，毛主席和中央纵队转战陕北，同胡宗南周旋；山东则面对着国民党军的大兵团轮番进攻。
当时中央的基本考虑是：陕北和山东都要守住。于是，一套看上去比较稳妥的安排摆在桌面上——陈赓率领原太行部队的部分主力入陕北，加强西北；华东野战军则继续在山东“内线歼敌”，用“各个歼灭”的办法打垮敌人的进攻。
5月8日，军委给华野和刘邓发电报，对两路兵团作战有明确分工：刘邓部六月上旬南渡黄河，向中原挺进；华野则在6月10日前集中二十七个旅，在山东寻找歼敌机会，六一〇之后配合刘邓军“出击”。一句“配合”，说明中央此时对华野的要求，还停留在“牵制、吸引敌人”的层面。
这时的华野，刚刚在孟良崮战役中打掉了国民党“五大主力”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，锋头正劲。毛主席在7月22日的电报里，明确要求华野在山东打破敌人的进攻，以此减轻各战场压力。华野前委在5月下旬的坡庄会议上也强调：国民党把重兵压在山东，看似压力巨大，其实给其他战场的反攻创造了机会；山东必须咬住，陕北必须顽强支撑，中原则要适时出击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当时的全国战争布局，重心仍在“守住两头”，即守住陕北，稳住山东。刘邓挺进大别山，虽然早有规划，但在很多指挥员心中，多少还带着一点“冒险”的意味。
不过，战场态势变化往往来得很快。
1947年6月下旬，中央判断发生了两个关键变化：一是刘邓大军南渡在即，中原战局即将打开；二是国民党军在山东吸取了莱芜、孟良崮两次惨败的教训，收缩防线，布防趋于谨慎，给我军形成“口袋阵”的机会反而少了。既然内线一时难以再现“孟良崮式”的大歼灭战，那么，把一部分兵力抽出来，去更关键的地方动手，就成了摆在面前的问题。
毛主席6月29日的电报，标志着这一转变：华野要以两三个纵队出击鲁南，再以三个纵队出击鲁西，正面仍摆四个纵队吸引敌人注意。部署的意思很明确——山东不能丢，但不再是唯一主战场；华野要从“死守”变为“出击”，从单纯内线作战变为内外线配合。
七天之内，中央从“内线打大仗”转为“鲁西鲁南齐出击”，华野的任务顿时变得复杂起来。
二、“七月分兵”：打得不顺，却完成了战略任务
7月初的“七月分兵”，是华野在1947年一个极为重要的动作。华野作出三路部署：陈唐兵团（三、八、十纵）先向博山地区活动，继而向鲁西机动；叶陶兵团（一、四纵）跨越临蒙公路，向鲁南发展；而野战军指挥部则率二、六、七、九纵和特种兵纵队，依托沂水—悦庄一线，准备继续对付从东面压来的敌军。
从纸面上看，这样的安排兼顾了内外线：既保留了相当力量在山东正面，又派出兵团向鲁西、鲁南运动，准备打通同刘邓大军的联系。问题在于，具体操作上，华野的指挥重心仍然压在内线。陈毅、粟裕留在山东，亲自盯着南麻、临朐方向的作战；外线鲁西则由参谋长陈士榘率领三、八、十纵；鲁南的一、四纵交由叶飞、陶勇指挥。
这种安排有它的历史原因。战前形成的共识是：山东是华东根据地的根基，敌人重点也在这里，主力、指挥机关都留在山东，既保险又稳妥。再加上“歼敌立功”的机会，在华野看来还是在内线，外线出击多少带着配合性质。
然而，这样的布置，很快就遭遇了严峻现实。7月下旬以后，内线的南麻、临朐作战相继失利，参战纵队损失较重，原本寄予厚望的几仗大仗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与此同时，外线的几个动作也不理想，一、四纵进入鲁南后，在敌军多路围堵下未能站稳脚跟，只得后撤，最后在鲁西同陈士榘的三、八、十纵会合。
从作战节奏看，华野在七月分兵后的几仗，基本都是被动应付。敌人已经大致摸清了解放军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“合围歼灭”这一套，开始避免分散深入。华野以往在内线擅长的“等敌人露头再下手”的打法，突然间找不到合适机会。加上出击鲁西、鲁南，是基于全国战略需要，在时间和方向上都要照顾刘邓、陈谢两路军的动作，很多战役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节奏推进，失利其实难以避免。
不得不说，粟裕在战术眼光上，是敏锐的。他对“七月分兵”的时机、兵力配置等方面，心里是有疑问的，特别是对在山东内线仍然集中过多主力的做法，并不完全认同。但在当时军委一再强调要配合全国战略的前提下，华野前委还是由陈毅拍板执行中央部署。
尽管几仗打得不理想，中央在8月6日的电报里，还是给予了肯定：“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，但完成了集中兵力、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。”换句话说，在中央眼里，“七月分兵”真正完成的是战略任务——吸引了大量国民党军，把原本可能压向中原或陕北的部队大段拖在山东，这就为刘邓南渡黄河、挺进大别山提供了缓冲。
可问题来了：刘邓大军7月强渡黄河之后，在中原腹地孤军深入，危险程度远超山东战场。如果再不在西线投入更强的力量去接应它，这柄“插进敌人心脏的尖刀”，就有折断的风险。此时，已经突破鲁西的华野五个纵队，就成了最合适的一支机动力量。
1947年8月3日，华野在鲁西南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先头部队完成会师。就在这一天，陈粟谭联名给中央发电，提出在西线成立“西兵团司令部”，建议由陈士榘任司令员，唐亮任政委，王建安任副司令，辖三、八、十三个纵队。这也就引出了后续那场颇具争议的“谁来指挥西线”的讨论。
三、陈士榘还是粟裕？毛主席的“三电一意图”
从华野的角度看，让陈士榘担任西兵团司令，是顺着现有格局往下走的自然选择。陈士榘是华野参谋长，熟悉部队情况，已经率三、八、十纵运用较长时间，有一定威信。再加上，华野内线尚需陈毅、粟裕坐镇，“一内一外，各有主帅”，看起来既合理又平衡。
但中央却有另一盘棋。8月4日，毛主席接到华野的电报后，当天连发三电给华东野战军，态度已经相当鲜明：西兵团指挥机构，拟由粟裕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陈士榘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唐亮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指挥西面五个纵队；同时强调，华野要将炮兵纵队的主力也带到西线。
这等于把原来的设想大幅拔高：不是抽出三个纵队去鲁西南“陪跑”，而是至少五个纵队加炮兵主力，一起西进。这在当时华野的总兵力结构中，已经接近“半支野战军”的尺度。更关键的是，中央提议由粟裕亲自统帅西面兵团，而不是陈士榘。
为什么会这样安排？从毛主席当时的思路看，原因主要有三点。
一是中原战场的地位已经被抬到最高。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后，敢于直插大别山，中央将这一步作为全国战略反攻的中心一环。如果这一步成功，敌人腹心地区将长期不得安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任何能增强中原作战力量的措施，都值得中央不惜代价去做。
二是华野主力在攻坚战、运动战中的战斗力，经过莱芜、孟良崮等战役已经得到检验。把华野的大块主力投入中原，等于是在刘邓、陈谢两路大军之外，再插入一支风格凌厉的“外线拳头”。
三是粟裕的指挥风格，适合在陌生战场上打反复机动、歼灭战。从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，到莱芜、孟良崮，他在“避实击虚”“围点打援”“诱敌深入”等方面，多次体现出灵活善战的一面。把他派往西线，既是对战争格局的重新权衡，也是对具体指挥能力的信任。
不久之后，8月11日，中央又发出一道指示：华东野战军西兵团，统归刘邓指挥。这句话后来引出过不少误解，有人据此认为，粟裕成了“刘邓部下的一个兵团司令”，从此失去对华野的指挥权，这显然是混淆了“建制”和“战役统一指挥”的概念。
当时华东野战军十二个纵队属于一个建制，就是一个完整野战军序列；但在作战中，一部分纵队可能被临时抽出，与其他野战军混编成一个“兵团”或“方面军”，在某一阶段听某一位前线总指挥调度。这是一种战时统一指挥关系，并不改变原有建制。华野西兵团在豫皖苏地区作战，后勤依托晋冀鲁豫解放区，自然需要刘邓方面协助解决供给与地盘协调，这也是电报中要“归刘邓指挥”的现实原因。
粟裕在看到中央一系列电报以后，也很快意识到，中央的战略构想，已经从“山东、陕北为主，其他战区配合”，转变为“中原为主，陕北、山东牵制”。既然重心东移到中原，那么华野再把指挥机关、主力大都压在山东内线，就明显不适应新的局势。于是，他在回电中提出了“三个请求”。
四、粟裕的“三个请求”：不是争权，而是挪战场重心
围绕毛主席拟任命自己为西兵团司令这件事，粟裕没有简单地说“接受”或“拒绝”，而是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：
一是请求把陈毅一并调到西线。华野的正式番号是“华东野战军”，陈毅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在组织建制上是“一把手”。粟裕的意见是，如果只是自己带着部分纵队去鲁西南，容易形成“野战军主力分家”的印象，不利于进一步从山东调兵。同时，陈毅到外线后，作为华野首长，有利于在政治、组织上顺理成章地把更多纵队调出山东。
二是请求把第六纵队也调入西兵团。这一条说明，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带五个纵队出击，希望把华野内线还能机动、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尽量抽出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线主力集团。六纵是华野的劲旅之一，参加过多次战役，战斗力稳靠，纳入西兵团后，华野外线作战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。
三是建议在山东成立“东兵团”，由华东局负责指挥内线剩余部队，任务是坚守根据地、防御为主，而不再承担大规模反攻使命。这条提法等于主动承认山东在阶段性内，不再担当全局主攻战场，重要性相较中原有所下降，相当于一次“转主战场”的提议。
有意思的是，粟裕这“三个请求”，看上去是在“要人、要兵、要机构”，实质是在帮中央把华野的战场重心，全盘挪到中原。若只是接受“西兵团司令”这个称呼，而仍旧让陈毅、华野机关留在山东，那么外线兵力永远只是“半只手伸出去”。要真正把这只手变成全力一拳，就必须连“肩膀”一起挪过去。
从现存的电报可以看出，毛主席对粟裕的三条建议，大体是赞同的。西线作战不需要再单设一个“西兵团司令部”，而是由陈毅、粟裕率华野指挥机关南下，与陈士榘、唐亮率领的各纵队会合，直接以“华东野战军”的名义在外线作战；山东内线则由华东局统一领导，组织若干纵队组成“东兵团”，负责根据地攻防。
1947年8月下旬，陈毅、粟裕带着第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，从山东出发，穿插到鲁西南，与陈士榘率领的三、八、十纵及一、四纵会师。这时，华野出击外线的兵力，已经达到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左右，剩下在山东内线坚持斗争的，反而成了“少数”。
有一段当事人口述颇为形象：陈毅在路上对身边干部说，“我们这是身子往西边一歪，华东的大门就开了一半”。这话虽然带点幽默，但意思很直白——只要指导机关、主力部队一起走了，谁是主战场，已经不言自明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年以后，不少人误以为陈毅到了鲁西南，就自然担任“西兵团司令”，粟裕退居其次。这种看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。中央与华东野战军的往来电报中，关于外线作战的具体部署，多是以“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”名义执行；陈毅则更多从政治、全局关系上把握方向。考虑到粟裕早已是华野战役上的主抓人，这样的分工并不意外。
另外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：尽管中央电示“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统归刘邓指挥”，但从实际操作看，西线各路军的重大行动，依然由中央军委直接统筹，刘邓更多是在后勤、地盘协调上提供支持。毕竟，豫皖苏根据地最初就是晋冀鲁豫军区开辟下来的，华野远征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作战，在粮秣、弹药、地方武装配合方面，都绕不开这一层关系。
从1947年7月至12月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陈谢集团由晋南转战豫西，华野主力由鲁西南伸向豫皖交界，中原战场逐渐形成三路大军呼应的格局。半年时间，蒋介石统治区腹地连遭打击，被迫在中原、西北、华东多线疲于奔命。全国战争的主客观形势，也在这一系列调动和作战中迅速向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倾斜。
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几个名字：陈毅建议陈士榘担任西线指挥，是顺势而为；毛主席提议调粟裕挂帅，则是在全局上多走了一步；而粟裕提出“三个请求”，则干脆把这一步变成大跨步——不只是派一个兵团去馒头般“添一抹红”，而是把华东战场重心整个推向中原。
从结果看，这三个人的想法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逐渐合拢，最终凝结为一件事：华东主力西进，与中野、晋冀鲁豫诸部在中原腹地会师，把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对那几年熟悉的人来说，这比任何“高调总结”都更有分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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